作者：御風

又是一年一度高考。每當此時，關于高考是否公平的話題都會被拿出來熱炒一番，上至廟堂，下至販夫走卒無不關心。
即使當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子通過留學、保送或提前被大學錄取繞過了“高考”這道坎，但絕大部分有志青年還是要通過參加高考得到自己所心儀大學的青睞，從而走上實現人生理想的第一步。
現在高考錄取最被人詬病的一點是“分省錄取”不公平，很多人認為如果全國統(tǒng)一選拔，是絕對公平。但這會牽涉錯綜復雜的教育利益，改革首先不易，其次也未必有意義。同樣的顧慮也出現在古代科舉當中，為了實現公平，古人做了很多努力。
古代的“高考”——科舉制萌發(fā)于南北朝時期。由于魏晉沿襲的“九品中正制”選材方式受名門高第影響巨大，扭曲人才考核機制，后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于門第出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導致選用官僚多不稱職，而士族以外的讀書人卻懷才不遇，所謂“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既激化了士族與庶族的矛盾，又不利于國家選材用人。
而科舉制以分科考試形式公平錄用人才，且人人都可報名參與，從此平民也可以通過讀書考試獲取入仕機會?！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階層流通渠道完全打通，可謂是中國文官制度的創(chuàng)舉。
但是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也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夾帶抄襲者有之，泄漏考題者有之，考官偏袒者有之，挾私報復者有之。如果不能公正處理，知識階層將對科舉制喪失信心。有鑒于此，歷朝對破壞科舉公平機制的舞弊行為持嚴防死守的態(tài)度，監(jiān)考甚嚴。
但是由于金榜題名后就可做官發(fā)財，面對如此巨大的誘惑還是有人鋌而走險，因此歷朝歷代都對科場弊案嚴懲不貸，甚至興起大獄，以儆效尤，身首異處者不乏高官名士。
明代江南大才子唐伯虎與“富二代”徐經參加會試，二人考前多次拜訪會試主考官程敏政，徐經趁機賄賂程敏政府上的家僮泄漏考題。
后來有人告發(fā)，唐伯虎與徐經同行同止，雖無證據，卻也難免瓜田李下之嫌，三人均被打入大獄。雖然徐經最后供稱唐伯虎并未看過，然而木已成舟，科場舞弊案不僅斷絕了唐伯虎的功名之路，還導致了妻離家散的凄慘結局，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
再如咸豐年間兩朝老臣，文淵閣大學士柏葰在順天府主考鄉(xiāng)試，爆發(fā)了“戊午科場案”，老先生收受他人請托白銀十六兩，最后竟被咸豐帝判處斬立決。
科舉制剛剛興起之時，確實是追求“絕對公平”，體現為全國級別的考試——會試和殿試的考題是全國統(tǒng)一的。
但隋唐時中國南北經濟發(fā)展水平發(fā)生落差，到宋代時南方逐漸遠遠超過北方，吳楚之地文教繁榮人才茂盛也就不足為奇。明顯可見的是宋代之后的儒學大師多出自南方，明清兩朝江西、浙江、湖南三地書院數量幾乎占全國2/5。清代共點狀元79名，其中江蘇就占了27人之多。
究其原因，一是北方長期戰(zhàn)亂，財富積累無從開始，沒有剩余資源用于文教；二是北方與少數民族關系密切，在少數民族南下期間經常是主要被統(tǒng)治地區(qū)，在統(tǒng)治者缺乏對文化教育重視的情況下，民眾就會用腳投票不舉文教。
如果“全國一張卷”，從宋朝時起，北方人就遠遠不是南方人的對手了。
到了明初，這種南北差異已經達到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會試，51人金榜題名，然而51人均來自長江以南，江北竟無一人上榜。
北方士族無法接受這一結果，到禮部（兼有現代教育部職責）示威鳴冤，他們指出三位主考官都是南方人，可能徇私舞弊或存在地域歧視，請求朝廷嚴查。
明太祖朱元璋以對高官嚴厲著稱，接報一查到底，認定會試選人確有舞弊。本次科舉的考官劉三吾等三人被作為“藍玉余黨”并嚴加懲處，株連親屬，“南北榜案”大獄告成。
最后皇帝決定親自出題再考一次，欽點了61名進士。這批進士都是江北士子，史稱“北榜”。這樣一來才把憤怒的北方考生安撫下來。
但其實“南北榜案”中考官是否舞弊至今沒有定論，只能說當時南北文化教育差距之大遠非今天可比。南方在元明時期相對太平富庶，儒家底色被清洗得也不多，考生的應試水平高很正常。而北方長期處在金-元統(tǒng)治下，雖然也有文教科舉，但強度不及南方，同樣的題就難以處理妥當。
朱元璋炮制“北榜”，其實更多出于籠絡北方人心，維護朝廷安定的政治目的。
在這次“南北榜案”之后，中國科舉制度就迎來了一次重大改革，以后科舉以長江為界分南北兩地分開出題考試。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后，再統(tǒng)一參加殿試。
到明朝中期，又變成了“南榜”、“北榜”和“中榜”（安徽以及西南各?。核拇?、云南、貴州、廣西）的劃分方式，錄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35%，中榜10%，與人口比例基本相當。
朝廷明文規(guī)定各州縣都有名額，即使邊遠省、縣也照樣會有強者入榜，保證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區(qū)讀書人入仕的可能和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這一制度與今日高考的分省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是一種制度發(fā)明的延續(xù)。
滿清入關之后全盤照搬了明代分區(qū)會試錄取的規(guī)則。但清代版圖遠比明代遼闊，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范圍也大為增加，平衡難度也明顯上升。另外鑒于清代絕大部分官爵都不能世襲而是逐級遞降，大量滿蒙貴族子弟如果不愿流向較低社會階層，都選擇科舉作為進身之階，造成清代“高考”競爭更加激烈。
科舉參與人數眾多，又有少數民族參加，少數民族的還是上層出身在官場根深葉茂，想讓科舉結果不叫人說閑話就成了歷代清帝思考的大難題。
為了籠絡漢族士子，防止他們成為清廷統(tǒng)治的對立面，康熙皇帝精心制定了“滿不點元”的規(guī)則，即狀元、榜眼、探花的“光榮榜”上必須是漢族人。這是清朝的明智之舉，通過照顧人數更為廣大的漢族人口確立統(tǒng)治的合法性，并在保持了全國性的人才流通。
正是通過凡此種種的制度發(fā)明，清朝國祚才得以達到正常中原王朝的水平，而非像其外族前輩一樣早夭。這也可以說明清朝的國家治理水平不低，為中國古代王朝站好了最后一班崗。
當然，“滿不點元”并不是絕對的，同治三年殿試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閱卷時確定其中一本為狀元。當時所有試卷均為糊名謄抄，無法辨認作者和筆跡，拆開密封試卷后才發(fā)現太后點中的是蒙古正藍旗阿魯特·崇綺的試卷。
眾大臣經過反復爭論，得出“但憑文字，何論滿漢”的結論，最后確認其為狀元，成為有清一代康熙皇帝之后絕無僅有的旗人狀元。
真正的公平在哪里
?在古代的技術水平下，科舉的確體現了教育公平，選人公平。但千年科舉，試題逐漸僵化，競爭烈度卻有增無減，逐漸成為了拼財力的競賽活動，無法適應晚清大變局。作為1905年“新政”的一部分，清廷廢除了科舉制度，從此知識分子不可能再通過“金榜題名”，飛黃騰達。
他們不得不從科舉的軌道中散逸出去，有的甚至投身革命黨，成為了大清的對立面。
直到民國成立之后，中國也若干年都沒有官方主導的標準化選拔考試。雖然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民國時期大學學風優(yōu)良，水平高超，且到1936年全國已經有100多所高等學府，為國家培養(yǎng)了很多人才。但從培養(yǎng)公平性上來看，民國高等教育是遠遠不夠的。
當時的高考制度是各所學校自主組織命題，學生可以選擇報考多所大學，也可能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自由的同時，由于缺少統(tǒng)一的選拔機制，學生需要到自己到高校報考，能夠成功升學的學子大都是大城市居民或注重文化教育的鄉(xiāng)紳子弟，對邊遠地區(qū)，教育不發(fā)達地區(qū)很不利。
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在1952年才重新回到了統(tǒng)一開展標準化選拔性考試的軌道，稱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tǒng)一考試，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高考。
動蕩時期高考制度一度被廢除，改為“推薦上大學”。這是一次公平性倒退，更像是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只能說是服務于特殊政治目的的產物。所以1977年高考恢復顯得尤為珍貴，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也挽救了中國教育。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義務教育制度普及，所有的中國人只要有志于學，都有了參與高考和脫穎而出的權利，無數人因此改變了自己的命運。而大學也在不斷擴招，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批高等教育人口。
無論中國大學的綜合教育水平如何，至少能培養(yǎng)出合格的專業(yè)人才，使得中國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時仍能憑借“工程師紅利”推動自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中高速度不斷成長。?
雖然高考仍有種種不盡人意，不夠合理之處，如各省競爭差異太大，存在不夠合理的加分項目等，但相信在不斷的改革中，這項最能體現教育公平的制度還將長久存在下去?！吧倌陱妱t國強”。希望莘莘學子都能在一年一度的高考中魚躍龍門，實現夢想，就像《畢業(yè)歌》中所唱的那樣：
“我們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會的棟梁；我們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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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