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為了免于誤會，我必須首先強調指出：我所做的分析不包含對王寶強任何道德上的評判。事實上，王寶強作為白手起家的草根明星，他的錢很可能比中國絕大多數富豪都來的更干凈。我在這里只是把王寶強作為一個當代富豪的樣本，從他的行為當中，尋找中國富豪的某種共性，進而找出困擾我們的各種社會矛盾的深層次原因。
據媒體報道，王寶強向法院起訴與馬蓉離婚時，提交了一份要求分割的財產清單：“包括九套房屋，其中包括美國洛杉磯的一處房產，多家公司股權、出資，一輛寶馬X5轎車、一輛賓利轎車，愛馬仕、LV、香奈兒、GUCCI、PRADA、迪奧、范思哲、芬迪、TIFFANY等品牌的珠寶、首飾、名表、包、服飾等，此外還有存款、股票、理財產品、保險、原創(chuàng)設計品牌等?！?/span>
目測這份財產清單，王寶強的財富總額當在1至2億之間，考慮到他每年2400萬元以上的收入，在中國，雖然他不能算是頂級富豪，但進入大富豪之列則是當之無愧的。
從財產的構成看，王寶強的主要財富形式還是房產，總值大約1億左右，其中八套在中國，一套在美國。這個配置格局是意味深長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許可以說是中國富豪和成功人士的標配：一方面，努力使自己在國內成為土地食利階層的一員；另一方面，在美國為自己預留后路。
成功者無意投資實業(yè)，而竭力想成為土地食利階層的一員，這無關個人道德，這是中國1990年代以來土地政策和稅收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政策使得社會經濟發(fā)展以及政府公共投資所導致的土地增值，被少數私人占有，制度安排(比如擁有房產的成本極低，大規(guī)模公共投資導致的地價、房價不斷上漲)事實上鼓勵私人對級差地租的無限度掠取，于是整個社會陷入追逐級差地租的瘋狂之中，最終導致土地食利階層的形成。
土地食利階層的出現(xiàn)并高居社會的頂端，可以被視為一種“惡性資本主義”。因為這個階層憑借對不可再生的資源——土地——的壟斷，攫取了最大部分的社會財富。這個階層是最腐朽的，它不創(chuàng)造任何財富，只是分割他人創(chuàng)造的財富，不僅不事生產，甚至不事管理。土地食利階層的出現(xiàn)，使個人奮斗完全失去了意義，比如以北京目前的房價論，一個大學畢業(yè)生，在不出現(xiàn)奇跡又不依靠親人的情況下，終其一生的合法收入也不可能在北京擁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在任何一個國家里，如果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不可能通過個人奮斗改變自己的命運，那么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建成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共同體。某種程度上，這正是目前互聯(lián)網上左右派尖銳對立、“五毛”、“公知”相互撕逼，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無法形成共識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歷史上，土地食利階層曾經反復出現(xiàn)。每當一個王朝到了中后期，土地兼并的速度就日益加快，流民急劇增加，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當這兩種趨勢達到某一個臨界點時，蓄勢待發(fā)的社會大動亂也就不可避免了。此后，群雄逐鹿的歷史活劇再次重演，結果是另一個新王朝的誕生。
一個有活力的社會，個人的生活水平主要應該取決于他占有土地之外的財富創(chuàng)造能力。對今日中國來說，一切真正嚴肅的而不是夸夸其談的改革，都應該指向摧毀土地食利集團，使被壓榨的喘不過氣來的社會獲得解放，除此之外的任何“頂層設計”，對中國和諧、富裕與強大的目標來說，都是南轅北轍。
至于在“美國預留后路”(我要再次強調我沒有任何指責王寶強的意思，他很可能是這個有意識的潮流中無意識的一員罷了)。首先，這種看似理性的行為其實是非常不理性的。因為如果中國持續(xù)強大，預留后路就是毫無意義的行為，反之，如果中國真的像某些預言家預言的那樣崩潰，那么作為客居在其他民族國家里富裕且背后沒有強大祖國的族群，很可能會面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局面，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猶太人可謂前車之鑒。
其次，從心理角度看，由于中國的財富一族，包括很多權力精英已經在“美國預留后路”，那么對他們來說，同中國的關系就三心二意了，反正可以隨時抽身退步，這對整個社會心理的影響是巨大的，人們甚至會隱隱約約的在潛意識里盼望崩潰的到來——因為既然舢板已經放好了，沉船反而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墨菲定律的效應，有可能在中國催生出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災難。
從任何意義上說，王寶強都是個人奮斗的典范。但在王寶強的萬丈光焰下，人們驀然發(fā)現(xiàn)，繼續(xù)像王寶強那樣個人奮斗已毫無意義，只有像馬蓉那樣通過某種寄生的方式分割財產才是唯一合理選擇——可能這才是王寶強事件所昭示真正的悲劇意義所在，也是最具諷刺意味的所在。
責任編輯:張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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