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一個富有使命感的人，敢于堅持己見，不服輸、不妥協(xié)、不茍且，一生以變法為己任。他做事百折不撓，毫不氣餒，不達(dá)目的決不罷休，性格里的拗勁時常發(fā)展成一種實踐理想的狂熱，時人謂之“拗相公”。
呂誨上書 羅列罪狀
由于新法觸及官僚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恐慌和激烈反對。熙寧二年（1069年）五月，變法才剛剛開始，呂誨就羅列“十大罪狀”，彈劾王安石。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變法一展開，位于權(quán)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風(fēng)驟雨之中。保守派大臣呂誨等強(qiáng)烈抵制，匍匐于朝堂叩頭至出血，向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狀”，指責(zé)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請求罷免新法，打響了反對變法的第一槍。
呂誨列舉王安石十大罪狀。第一大罪狀是傲慢無禮，無視朝綱。第二大罪狀是前倨而后恭，有政治野心。第三大罪狀是與皇上在一起時過于隨便，不尊重皇上。第四大罪狀是為人處世不好，聽不進(jìn)去別人意見。第五大罪狀是用感情代替法律，撼動法律尊嚴(yán)。第六大罪狀是不推薦賢能之人，卻推薦一批奸邪之人。第七大罪狀是對唐介的死負(fù)有不可推卸的責(zé)任。第八大罪狀是企圖專權(quán)。第九大罪狀是結(jié)黨營私。第十大罪狀是設(shè)置條例司，集中財權(quán)、軍權(quán)和政權(quán)。
呂誨羅列的這十條罪狀對王安石的為人處世、政治主張、道德品行、為官治吏等各方面進(jìn)行攻擊，把王安石當(dāng)作一個大奸臣來看待。
當(dāng)時王安石深受神宗信任，正在籌備各項新法的出臺，并組織朝廷大臣展開討論，極力推進(jìn)變法。但面對呂誨來勢洶洶的聲討，王安石只得把球踢給了宋神宗，表示要稱病辭職，看看皇帝是否有變法的決心。呂誨的彈劾著實讓宋神宗震怒，神宗皇帝態(tài)度明確，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很快將呂誨貶官出京，呂誨慘敗，兩年后悲憤去世，彈劾風(fēng)波就此平息。臨死前，呂誨仍對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齒。他在重病中起身，張目怒視，對前來探望他的好友司馬光說：“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這是告誡司馬光，一定要與王安石斗到底。
嘉祐四友 分道揚(yáng)鑣
仁宗時，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四人十分友好，暇日相約游山玩水，當(dāng)時人們稱之為“嘉祐四友”。
司馬光與王安石本來都是北宋政壇上的風(fēng)云人物，如果不是因為變法立場不同，可能一輩子都是摯友。后來由于變法之爭，由于政見不同而分道揚(yáng)鑣。司馬光本來極為欣賞王安石。在剛開始推行新法時，王安石遭到眾人圍攻和彈劾，司馬光還堅定地站在王安石一邊，極力維護(hù)王安石。御史中丞呂誨羅列王安石的十大罪狀。司馬光看了之后，對其激烈言詞百思不得其解，認(rèn)為此論著實冤枉了王安石。但隨著新法的推進(jìn)，由于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偏差，弊端也日漸顯現(xiàn)，特別是青苗法的實行不但沒給百姓帶來好處，反而導(dǎo)致民怨鼎沸。司馬光漸漸改變了主張，站在了變法的對立面，成為王安石變法最大的反對者。
王安石與呂公著亦師亦友，一開始關(guān)系甚密。呂公著后來選擇了與司馬光共進(jìn)退，而與王安石分道揚(yáng)鑣，也成為變法的反對者。呂公著出生宰相世家，與司馬光相比，呂公著與王安石的交情更深，經(jīng)常以兄弟相稱。在熙寧之前，王安石默默無聞，呂公著等人在皇帝面前極力推崇，讓王安石一時名揚(yáng)天下。呂公著學(xué)問精粹，曾為帝師，歐陽修說他是大宋品學(xué)兼優(yōu)之士，也深受王安石敬仰。王安石曾經(jīng)多次拒絕朝廷征召，并說呂公著不做宰相、不出來做官。當(dāng)呂公著做了宰相，王安石也同時出山為仕。后來御史中丞呂誨被貶，王安石投桃報李，推薦呂公著接替。王安石本以為自己所提的變法主張，一定會得到呂公著的支持。沒想到呂公著對于新法的反對程度，比司馬光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后二人“以故交情不終”。
韓維曾經(jīng)與王安石為至交，可以說沒有韓維就沒有王安石變法。韓維是宋神宗登基之前的“王府記事參軍”，與宋神宗是“半師半臣”的關(guān)系，經(jīng)常在宋神宗面前提及王安石，認(rèn)為王安石是百年難得的奇才。宋神宗剛一即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見王安石，并安排他到江寧府擔(dān)任知府。沒過多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調(diào)到身邊，提拔王安石為翰林學(xué)士兼侍講，讓其終日陪侍左右談?wù)撟兎ɡ硐?，王安石由此開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執(zhí)政生涯?？梢哉f，王安石能夠跟隨宋神宗主持變法，韓維等好友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但隨著王安石成為變法的核心人物，韓維開始在變法一事上，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反目成仇，甚至被貶黜出京，二人也因此各奔東西。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一開始對其變法都寄予了厚望，緊接著是失望和抗?fàn)?，最后只得“懇辭勇退”，退避三舍，眼不見為凈，達(dá)到絕望的境地。正如后來朱熹所說：“是時想見其意好，后來盡背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
“四相簪花” 政見各異
“四相簪花”出自《夢溪筆談·補(bǔ)筆談》卷三《異事》，從字面意思看是說四個宰相戴花，“四相”分別是：韓琦、王安石、王珪、陳升之，但他們政見卻各不相同。
三朝賢相：韓琦。韓琦為相十年，輔佐三朝。但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可謂貌合神離。嘉祐七年（1062年），王安石在京出任知制誥，替皇帝起草詔令文告，糾察在京刑獄，與已是宰相的韓琦發(fā)生激烈沖突。王安石在審查鵪鶉一案時，韓琦站在了開封府一邊，令王安石十分難堪。熙寧變法初期，新法執(zhí)行在許多地方走了樣，老百姓不但沒有得到什么好處，甚至還出現(xiàn)一些坑害百姓的現(xiàn)象，讓百姓苦不堪言。在河北安撫使任上的韓琦這時不但不支持變法，還火上澆油，將矛頭指向王安石，直接上書神宗反對變法。熙寧三年二月，韓琦上書反對“青苗法”，認(rèn)為不可能實現(xiàn)“抑兼并、濟(jì)困乏”目的，又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反對意見，主張用自廢武功的方式換取邊境安寧。不過韓琦三朝為相，敢于直諫，為人耿直，其個人品格深受王安石敬重。王安石給予韓琦很高的評價——“德量才智、心期高遠(yuǎn)”。
筌相：陳升之。陳升之表面上與王安石的政見相似，實際上反對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為了榮華富貴，他不惜假裝擁護(hù)，得逞之后又翻臉不認(rèn)人，后人給陳升之送了個外號叫“荃相”。
陳升之與王安石結(jié)識后，深受王安石器重。但陳升之老謀深算，善于逢迎以取悅富貴。王安石任宰相，引見陳升之輔佐自己。陳升之心里明白不能勝任，卻盡力為王安石所用，王安石為了感激他，因而讓他比自己先任宰相。剛一受到重用，就請求解除條例司，并借口“宰相不為吏事（理財）”，不再參與變法。后又見朝臣反對變法，“托病歸臥百余日”。陳升之雖是“熙寧變法”的早期參與者，可后來和王安石的關(guān)系變得若即若離。
三旨相公：王珪。宋神宗元豐年間，王珪擔(dān)任宰相雖長達(dá)7年之久，但對于朝綱大政卻幾乎沒有自己的獨(dú)立主張。他每逢上殿奏事必稱“取圣旨”，經(jīng)皇帝裁斷之后他說“領(lǐng)圣旨”，退而傳達(dá)他便說“已得圣旨”。由此人們謔稱他為“三旨相公”。
王珪從仁宗朝入仕，歷經(jīng)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運(yùn)亨通，為相16年，在變幻莫測的官場生涯中實不多見?！安磺笥泄?，但求無過”乃是封建社會大部分人的為官之道，王珪可以說是運(yùn)用得最充分、最典型的一個人，這也是他穩(wěn)坐相位的一個原因。王珪雖非王安石一黨，但是向來唯宋神宗馬首是瞻，毫無原則，有王安石之缺陷而無其操守。王珪品性狡猾，刀削豆腐面面光，左右能吃，誰也不得罪。元豐八年，宋神宗病危，宰相王珪率領(lǐng)宰執(zhí)入見，要求病危的宋神宗立儲，并讓皇太后高氏聽政。此時的宋神宗已經(jīng)不能說話了，只能點(diǎn)頭同意。
君臣失和 孤立無援
神宗皇帝年輕有為，銳意進(jìn)取，勇于改革，但他性格也存在兩面性。一方面支持王安石發(fā)動熙寧變法，另一方面也會動搖對王安石的支持。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不但要與“守舊派”斗，還要與皇帝“斗”，成為了一個孤獨(dú)的勇士。
在熙寧變法初期，由于共同的志向，神宗皇帝與王安石站到了同一條船上，上下同心，變法得以順利推進(jìn)。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跟王安石有過一次著名的君臣對談，從此對王安石信任有加，君臣之間也相談甚歡，被朝野眾臣所欣羨。曾公亮曾對蘇軾感嘆說：“上與王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边@個時期，可以說是神宗皇帝與王安石的蜜月期，王安石提出的變法措施，神宗都會給予支持，王安石也毫不避諱地說：“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復(fù)詰難，使人主伏弱乃已。”
但變法危及到各方利益。神宗皇帝為了維護(hù)皇權(quán)，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變法，恪守“異論相攪”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對王安石及變法派進(jìn)行牽制，避免王安石權(quán)位太重。
在變法問題上，開始時神宗皇帝與王安石兩人君臣同心，變法順利推進(jìn)，一遇到挫折，神宗皇帝心神動搖，變法難以為繼，最后成了一鍋夾生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熙寧變法是王安石一個人在“戰(zhàn)斗”，變法注定難以成功。（作者朱虹 龍溪虎）
責(zé)任編輯: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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